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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紫砂壶的发展里程碑
2012-08-16 13:49:21   来源:紫砂1号   评论:0 点击:

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、自斟自饮的茶风,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,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,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。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,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
  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,做工粗糙,变化很少,形制仅有高颈、矮颈、提梁和六方长颈等,一九六六年,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(一五三三年)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,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,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。这时的紫砂壶、把、嘴、身采用铆接法,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。

  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,嘉靖至万历年间,用宜兴紫砂原料制作茗壶。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,讲究规正精巧,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,入宫廷、出海外,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。紫砂陶品种繁多,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,成为传世精品。

  在嘉靖到隆庆年间(公元1522-1572年),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、赵梁、时朋、和元畅四人,并称为“名壶四大家”。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,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。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。嘉靖后,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。创作出了多款壶型,流传至今。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、自斟自饮的茶风,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,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,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。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,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。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,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,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,只及四分之一。所以,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。冯可宾所著《茶笺》中说:“茶壶以窑器为上,又以小为贵,每一客,壶一把,任其自斟自饮,方为得趣。壶小则香不涣散,味不耽搁”。《阳羡茗壶系》也说:“壶供真茶,正在新泉活火,旋翕啜,以尽色香之蕴。故壶宜小不宜大,宜浅不宜深”。这种饮茶方式,具有色、香、味三者兼顾的要求,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。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、锡或铜制的茶壶,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。所以,《阳羡名壶系》中又说:“近百年中,壶黜银锡及闽豫瓷,而尚宜兴陶”。明代文人李渔也说:“茗注莫妙于砂,壶之精者,又莫过于阳羡”。

  明代中叶,制壶名家辈出,壶式千姿百态,技术精湛,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。在万历年间(公元1573-1620年)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、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,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,在当时就有“壶家妙手称三大”之誉。以时大彬为代表,所制茗壶,千态万状,信手拈出,巧夺天工,世称“时壶”、“大彬壶”,为后代之楷模。有诗曰:“千奇万状信出手,宫中艳说大彬壶”。而据清吴骞着的《阳羡名陶录》里编载周容的一篇《宜兴瓷壶记》记载“……始万历间大朝山僧(当作金沙寺僧)传供春;供春者,吴氏之小史也,至时大彬,以寺僧始止。削竹如刃,刳山土为之。供春更朽木为摸,时悟其法,则又弃模,而所谓制竹如刃者,器类增至今日,不啻数十事……”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,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。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。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,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。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(包括时鹏、董翰、赵梁、元畅四大家在内)的共同实践经验,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,经他的总结力行,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。

  《名陶录》云:“天生时大神通神,千奇万状信手出。”这样的赞颂,唯时大彬足以当之。几百年来,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,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。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、邵文金、邵文银、蒋佰夸、陈用卿、陈文卿、闵鲁生、陈光甫、邵盖、邵二荪、周俊溪、陈仲美、沈君用、陈君、周季山、陈和之、陈挺生、承云从、陈君盛、陈辰、徐令音、沈子澈、陈子畦、徐次京、惠孟臣、葭轩和郑子候等。可以说是名工辈出,各有绝技。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:“龙旦”、“印花”、“菊花”、“圆珠”、“莲房”、“提梁”、“僧帽”、“汉方”、“梅花”、“竹节”等造型层出不穷。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,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、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,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。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,开创了壶史先例。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,且用行书取代楷书,增加了作品的文气。在这之前,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,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,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。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,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,烧成后壶色光润,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。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。万历以后的天启、崇祯年间(公元1621-1644年)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、周季山、陈和之、陈挺生、惠孟臣和沈子澈等。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,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,他所制作的茗壶,形体浑朴精妙,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,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。在清初雍正元年(公元1733年)即有人仿制“孟臣壶”,其后仿者更多。署款铭刻开始盛行,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。

 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,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。明代前期的“匠户制”,已较元代松懈,自洪武十六年(公元1393年)起,实行了“轮班制”。到成化二十年(公元1484年),终于废除了轮班制,改为征银制度,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。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,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。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,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。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,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,据《荆溪县志》记载:在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(公元1522-1622年),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“于四方利最薄,不胫而走天下半”,各地商贩云集,“千里之外,趋之若鸿”,“沿贾扬帆而晓夜行”,“商贾贸易缠市,山村宛然都会”。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,被称为中国的“红色瓷器”、“朱砂瓷”,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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